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越大， 共同经济基础越雄厚，就越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 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因此，只有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增进各族人民福祉，才能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华民族经济进行论述，指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强调“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语境下，中华民族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政治范畴；不仅关系两岸经济，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经济的整体发展格局与共同繁荣基础；不仅关系到生活富足，而且关系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这一基础着手。
首先，中华民族经济通过塑造新型市场主体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市场主体的精神内核与社会制度紧密关联，不同制度土壤孕育出迥异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体系下，市场主体往往以资本增值为终极诉求，而社会主义制度为塑造“人民至上”的经济主体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经济这一独特形态中，市场主体天然承载着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这种主体性塑造通过多维载体实现：蕴含中华文化的商业符号体系（如老字号招牌）、多民族共创的实业形态（如民族品牌企业）、原创性的经济理论建构（如中华民族经济学）、跨区域对口协作机制（如闽宁协作模式）、文旅融合项目（如民族节庆经济）等。这些经济元素有利于在市场中传播共同体理念，使经济活动成为凝聚民族共识的生动实践。
其次，中华民族经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持续动能。从历史维度看，互市体系通过经济纽带整合多元文明：汉代“关市令”规范下的边疆互市，促成“胡商云集长安”盛况；唐代“绢马贸易”形成制度化互市体系，逐步转化为“华夷一体”的文化认同。 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揭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中华民族经济通过共享发展实践， 将“共同富裕”从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实。中华民族经济的制度优势在于，其“整体性利益”导向与“全民福祉”目标，能自然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动能，通过构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双向机制，使各民族在参 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既获得发展红利，又强化对国家的归属认同。
再次，中华民族经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立体载体。作为兼具基础支撑与复合联动的经济形态，中华民族经济在物质和精神双重维度发挥着载体功能。 具体而言：其一，中华民族 经济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物质根基。矿产、能源、厂房、市场、交通网络等要素，既搭建起各民族经济往来的实体空间，也提供了持续互动的客观对象。其二，中华民族经济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动态机制。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渐进深化过程，需要经济活动的节奏适配与持续推动。中华民族经济特有的复合性与循环性特征，为这种阶段性跃升提供了必要的时间维度 与互动频率。其三，中华民族经济为中华文化认同构筑精神纽带。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共同利益诉求，催生出“茶 马古道精神”“丝绸之路文化” 等跨越地域的体验记忆，各民族在商品交换、技术传播、人员往来中，逐步培育起对 “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层认知。历史长河中的民族共生实践印证，正是这种以互惠互利为内核的经济互动，维系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最后，中华民族经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长设定实践坐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共同体意识与经济基础呈现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从精神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唯有将其融入经济肌理，才能将56个 民族凝聚成有机整体，使中华民族经济获得不可替代的主体性支撑，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战略定力。从物质维度来看，中华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引擎，通过创造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持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形成“经济繁荣—意识强化”的良性循环。这种双向互动的本质揭示：实现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与生活质量阶梯式提升，既是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核心追求，更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培育的重要坐标。（作者系湖北师范大学经 济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